(一）山西地方志中的洪趙霍水利史料 與對四社五村水利組織的記載

山西省歷代地方志和部分水利志等都記載了省内的水利工程史料，少量涉及到縣以下 水渠，包括洪、趙、霍三縣水渠。由於全省的水資源與耕地不相適應的矛盾十分突出，各級政 府歷來重視水利工程，提倡興修水利，鼓勵農耕。政府還把這種意圖從上層貫徹到社會底 層。洪、趙、霍三縣的水利工程資料都與此有關。綜觀這些水利史料，我們有以下幾點體會。

第一，加強水利以保障地税。現在所能見到的山西地方志，都是明清以後的書面記載， 從中可見，明清時期，山西省是按耕地面積向國家納稅的。為了克服乾旱缺水的困擾，官方 政府大力動員社會各界興修水渠。被方志記載的水利工程分兩類，一類是官渠，一類是民 渠。官渠搜集國家統轄土地以内的、水量較大的、水資源較穩定的、取水安全的永久性水源， 由政府出資監理和養護，實行農田水利灌溉，以完成國家土地納稅。民渠搜集官渠的滲漏 水、不定量地表水和無主泉水，由所在行政區界進行管理，令其灌溉耕地，以補官渠納稅之不 足。政府儘量把用水危機和抗旱意識轉化為全社會的普遍意識，號召全社會為水分憂，以保 證完成繳納國家地稅的任務。與陝西關中水利系統發達的地區相比，山西省在水資源乏匮 的條件下，動員全民投入水利工程，顯得注重社會規模比技術規模更為突出些。

第二，對民渠實行納税讓步政策。民渠的特殊性在於提供基層村落用水。由於民渠的 蓄水能力低，糧食出產少，在枯水季節，有時不得不停止灌溉，這時政府也會讓步，予以减稅。 對於那些根本無法完成國家土地徵稅的民渠，政府完全讓利。原洪、趙、霍三縣民渠較多，存 有一些被免税的記錄。例如，據清《山西通志》記載，清光緒二年至五年，洪、趙、霍三縣連遭 大旱，國家一次性豁免洪洞縣“地二十五畝二分二厘二毫”，趙城縣“地一十七頃二十畝三 厘”，霍縣“地八十一頃二十四畝九分”①，政府的鬆動政策，有利於民渠的生存。

第三，官渠與民渠管理互相滲透。清中葉以後,官渠的日常管理下放民間，民渠的管理 制度也效仿官渠，相互滲透，這使山西省水利工程社會管理的總體水平達到了較髙的程度， 開闢了社會公眾化管理的層面，刺激了水利機構社會分工的發展，治水技術能力也有了一定 的提高。各縣對水利工程的水源地、水量、流經村莊、總渠和支渠的分布網絡等，大都做了詳 細的測量和記錄，對灌溉村莊的限水份額也提供了記錄資料。這就建立了官方監督和基層 執行兩方都可接受的技術標準，能推動社會公平用水意識的形成，一旦出現缺水危機，也容 易保持社會穗定。

第四，水冊村碑發達。山西省水利工程的社會動員與實際水土能力的緊張感是始終相 伴隨的，它的一個標誌性產物就是村社用水規約，即水冊村碑。洪、趙、霍三縣基層鄉村曾普 遍使用水冊村碑進行村落自治用水管理，還造就了一些以水劃界的鄉村社區。這些社區提 倡集體用水利益，對水資源進行有序共用的管理，既節約用水，又帶動了灌溉農業的發展。 從官方利益講，利用碑刻水冊也是政府管理民渠的有效形式。不過，從歷史的角度看，結合 我們的田野調查分析，從前政府利用這兩種文獻，還有管理層次上的差別。就我們所見到的 洪、趙、霍三縣邊界村社所使用的水冊碑文來說，大部分碑刻的產生和使用都與官方有關。 明代以後，霍州衙署還曾使用臥碑的形式，公示水案審判結論，使碑刻成為官方管理的正式 檔案①。今天觀察這些臥碑，可以看到當時政府與民間合作執行用水法律的切入點，看到當 時政府通過碑刻,給民間遵守法律提供的一個公共空間，以及由此所創造的民間依法用水的 法律條件。在這類碑刻中，凡一事一議的碑石，隨著時過境遷，也就大都成了石頭了。水冊 則不盡相同，它主要是民間水利組織少數權力人物掌握的文件，是村社用水習慣法的條規， 平時並不公開，只有在極特殊的情况下，發生了打官司的事件，需要官方頒令施壓時，官方才 予以介人，並將個別水冊條規與官方治水法律結合起來執行，最後經民間組織接受後，將結 案律款製成水利簿臥碑，對外公示②。從中我們能看到，當時政府在有限的條件下參與縣以下民渠水冊管理的具體過程，能發現在個別的情况下，水冊依附官方，能增加一定的權威性， 發揮臨時應急的作用。但此案甚少，絕大多數水冊還是按民間習慣法在内部運作的，與碑刻 的秉官公示有差別，它們被民間自我使用的時間要更長一些。

第五，災害自救與政府修補。山西省黃土高原的坡面土質、乾燥氣候和流水營力破壞， 極易造成水渠改道、渠道游積和水量不穩定，使水利工程不能正常發揮作用。但破壞埽大的 還是旱澇災害。每逢大災來臨，水利工程往往會喪失送水能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歷史上， 山西政府評估災害的影響，只講社會後果、不講水利工程。在抗災措施上，也主要考慮人心 社會的修補，如進行免徵地稅等，先不談水利工程。政府的另一自我修補對策，是由縣政府 官員舉行祈雨儀式，在洪、趙、霍三縣，官方主要祈雨地點是霍山，儀式程式有修廟祭祀和立 碑題銘等，都是宗教行為和文學行為，不是技術活動。其它局部修補動作，如移村、移社等， 也都是安民治邦在先，復修水渠在後;這些都反映了政府水利工程管理的用向和局限。就政 府官員本身而言，他們更關心政績評估，而不是水利工程的長治久安。相反，村社民渠的自 救活動與此有別，他們也求雨，但目標是恢復水利工程供水。

上述地方史料是我們瞭解洪、趙、霍三縣水利史的重要依據。由於山西省整體缺水，水 利工程是歷代政府管理的核心之一，所以這類史料的記載還都是比較扎實的。它們對重要 水利工程的治理歷史都有一定的記錄，對不少水利工程的具體地點也描述得比較準確，少數 資料還附帶介紹了民渠活動，這些都是頗有價值的，我們由此獲得了對三縣水利工程的必要 的歷史感和社會知識。

當然，這些史料還都是官方文獻，在對政府管理的介紹上，不免有粉飾之嫌，如寫到三縣 著名的官渠霍泉渠時，曾涉及到官方對民間用水活動的管理，指出，該渠灌慨洪、趙、霍三縣 土地歷來有糾紛，自清代官員劉登庸在洪、霍之間修了分水亭和訂立了三、七分水制度以後， 從此争端平息，這就是誇張失實,因為後來的用水争端一直連年不断，並不像方志報告得那 麼輕鬆，三、七分水制度也是民間習慣法，不是劉登庸個人想出來的。還有一些方志雖收錄 了少量灌溉民渠資料，也大都語焉不詳，無法用作研究資料。如在清王軒的《山西通志》中， 摘引了洪洞縣村社水利碑刻的隻言片語，用以驗證政府的結論，對碑刻原文的整體内容就不 說了。清覺羅石麟的《山西通志》提到趙城縣舊有村社渠長制，維護霍泉渠的灌溉用水，可 惜一筆帶過，也無下文。值得說明的是，民國孫奐倫所撰《洪洞水利志補》一書，較多地收 錄了洪、霍兩縣灌溉民渠的水冊碑刻，彌足珍貴，但也沒有說明它們原來的社會環境、使用者和使用歷史，讓我們無法看到這些資料與實際水利活動之間的聯繋。至於方志史料對不灌 溉民渠的介紹，則完全是一個盲點。這些情况都是與山西省地方歷史文獻記錄和保存的整 體狀况相符合的。它能說明，僅僅依靠地方志史料研究民間水利活動是不夠的，我們在此找不到四社五村。現代水利志《洪洞縣水利志》首次收錄了四社五村組織的資料。遺憾的是，我們卻無 法從編纂人員中進一步暸解它的情况，因屙跨縣資料，水利志人員沒有再到實地去調查，不 知道這個組織是否存在，這使我們一時不能確定這份水利簿是否能派上用場，但至少能看出 它是一份遠離官方視線的特殊資料，這也引起了我們的極大興趣。